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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精神传正气

2021-06-17 08:46:21
来源:商洛日报 - 4688美高梅登录中心

  田光庆

  商南富水的“阳城驿”,作为商於古道上一个极具历史文化符号的古代驿站,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在六百里商於古道上的近20个驿站里,文人墨客描写唱和最多、史家记载议论最多的,就是阳城驿。唐朝诗人元稹、白居易、杜牧和北宋诗人王禹??等,都先后为“阳城驿”改名之争写诗著文,争鸣不息。在阳城驿的历史文化演义中,围绕着“阳城驿”的改名之争,催生出昭示后人的“阳城精神”。

  由唐代诗人元稹引起的“阳城驿”改名之争,彰显的是风清气正的道德力量,传颂的是社会公平与正义,弘扬的是几千年儒家伦理传统,为商南富水古镇树立了道德旗帜,值得商南人深切纪念和缅怀。

  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元稹由东台(今河南洛阳)御史贬为江陵(今湖北江陵)士曹参军后,行经商於古道之富水阳城驿,见“阳城”一名,想起5年前去世的忠直之士阳城(公元736-805年,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当下感慨落泪,并写下长诗《阳城驿》,认为“阳城驿”与刚直不阿的阳城重名,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提议为阳城驿改名:“我愿避公讳,名为避贤邮。”

  阳城原是朝廷谏议大夫,性情谦虚敬肃,为官清廉,简约朴素,爱护百姓,声誉颇佳,远近仰慕。宰相陆贽因为用人、节财等事屡纳谏言,被当时的权臣裴延龄所陷害,德宗皇帝轻信奸臣之言,罢免了陆贽的相位,重用裴延龄为宰相。摄于德宗皇帝的震怒,满朝文武大臣无人敢于进言,在此关键时刻,身为谏议大夫的阳城挺身而出,说道:“我担任谏官,不能让皇上冤杀无罪大臣。”并言辞激烈地指斥裴延龄的罪状,慷慨激昂地为陆贽申辩是非,声称“如果让裴延龄为相,我当身着白麻哭于朝廷”。此番行径大闹多日仍不停止,致使德宗皇帝勃然大怒,当即决定问斩阳城,幸好此时身为太子的顺宗全力营救,极力述说阳城的政绩,才得以免除死罪,贬为国子司业,后再降为道州刺史。阳城累累遭贬而不悔,所到之处,造福于民,百姓尊之为“阳公福神”“福星”,后来成为福禄寿“三神”的首领,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敬仰和崇拜。

  阳城大义凛然、刚直不阿、犯颜直谏并屡贬不悔、造福百姓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元稹,并成为元稹学习的楷模。睹“驿”思人,元稹感慨万千,写下长诗《阳城驿》,并寄给生死之交白居易。白居易当即也写了一首长诗《和〈阳城驿〉》,作为回应,诗中极力支持阳城驿改名:“改名避贤驿,大署于门楣。”并称赞元稹的诗写了阳公的行、迹、道、节,应为后人广泛传颂。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文唱和,弘扬的是中华传统道德,深情地表达了对先贤的敬重仰慕、对奸佞的鞭挞憎恶,体现了古代先贤对“阳城精神”的高度认同与敬仰。

  唐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晚唐诗人杜牧由浔阳赴长安路过商南富水时,阳城驿已经改为富水驿了。杜牧满怀豪情地写下了赞颂阳城的诗篇《商山富水驿》,认为阳城驿不应该改名,应保留此名以纪念贤者,同时警戒那些宦官,让他们看到阳城驿名,使其想起阳城忠诚耿直之为人,以起到敬而畏之的效应。北宋诗人王禹??被贬后赴任商州团练副使时,曾到商南富水阳城驿,写下长诗《不见阳城驿》,其中“一以讳事神,名呼不忍为。一以名警众,名存教可施。为善虽不同,同归化之基。”王禹??围绕元稹、杜牧两人的争论,从改名与不改名的主旨出发,对这场改名争论进行了简单地总结,但改名争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远比王禹??总结的要复杂得多。

  据史书记载,阳城是元稹非常崇拜的敢于谏争的贤士大夫,元稹因弹劾严砺、房式等权臣被贬的途中,见到与敢于弹劾裴元龄等权贵同名的驿站而垂泪,实为对自己的激励。诗人白居易在《和〈阳城驿〉》一诗中,点出了这一背景:“商山阳城驿,中有叹者谁。云是元监察,江陵谪去时。忽见此驿名,良久涕欲垂。”同是天涯刚直人,相逢何必曾相见。元稹早年登科,刚直敢谏,锋芒毕露,其处事风格完全就是以阳城为标杆。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元稹授左拾遗,屡屡上疏献表,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时任监察御史)对朝中宦官专权的抨击。元稹31岁时担任监察御史,受委任去剑南东川按狱,在出使过程中,他了解到许多民间的疾苦和官吏的不法行为,写下《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状》,检举严砺贪污受贿数十万的罪行,7名与严砺有牵连的刺史全部受到处罚。严砺大案在唐都长安轰动一时,影响极大。元稹接着又纠弹了山南西道枉法贪赃,使该道观察使和各位刺史都受到罚俸的处分。到洛阳“分务东台”时,又接连弹奏了数十件事,锋芒直指各地当权者。元稹的胆量与勇气可与阳城相媲美,阳城以刚直不阿名满天下,元稹何尝不享有阳城的官品德誉呢!所以,与元稹有着相同遭遇、患难与共的白居易,积极呼应元稹的改名提议,发出同样的感慨和呼声,折射出借阳城驿改名是虚,激励自己做刚直不阿、清正廉洁之官是实的价值理念。

  历史往往会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在唐朝历史上,元稹、白居易与阳城的为官遭遇几乎相同。元稹的阳城驿改名之议,除了激励和鞭策自己之外,更多的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呐喊。阳城敢于面对权臣大胆弹劾、冒死谏争,难逃被贬谪、遭打击的厄运,一贬国子司业,再贬道州刺史。正直之士被贬低位,奸邪之徒荣登高位,世道如此黑白颠倒,元稹当然要为阳城的遭遇鸣不平。他敬佩阳城的刚直,哀叹阳城的遭遇,也为自己及刚直敢言者鸣不平。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左拾遗元稹因锋芒毕露、上书直言,再次被贬为河南县尉。后来,元稹任监察御史,奉命出使剑南东川,初登官场,意气风发,一心为民,报效国家,遂大胆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许多冤案,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和崇高赞誉,却触犯了朝中官僚阶层及藩镇集团的利益,很快被外遣“分务东台”。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元稹因弹奏河南尹房式(开国重臣房玄龄之子)犯罪一案,被召回罚俸,途经华州敷水驿,遭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谩骂鞭打,后来宪宗皇帝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贬其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在此后的为官生涯中,元稹还有二贬通州、三贬同州、四贬武昌的多次不幸遭遇,最后于大和五年(公元831年)七月二十二日暴死于武昌军节度使任所,这一年他才53岁,可谓英年早逝,实在可惜至极。元稹的遭遇甚是不幸,但包括他在内付出巨大代价所形成的“阳城精神”,永远传承后世、流芳千古!

  “阳城”人名的存与废、“阳城驿”地名的改与否,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阳城精神”的普遍认同历来毫无争议,一直传承至今。“文以载道”,阳城驿的改名之争,弘扬和彰显了道德正义,传承了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一身正气、疾恶如仇、大义凛然、犯颜直谏的“阳城精神”。“阳城精神”起源于富水、彰显于商南,为商南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商南党政干部廉洁从政、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动力,更是商南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的活力源头。“阳城精神”对社会与政治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反映,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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