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后小朋友谈死亡教育”视频截图
“10后小朋友谈死亡教育”视频截图
近日，一段“10后小朋友谈死亡教育”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视频一方面赢得网友对孩子们表达能力的赞叹，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大众对于死亡教育的讨论。记者搜索发现，近年来，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广州大学等部分高校开设了死亡教育相关课程，除了理论知识的教授，写遗书、立遗嘱、参观殡仪馆等课外实践形式也逐渐加入到教学当中。
开设《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的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医学心理学与伦理学系副教授王云岭说，这门课让学生对死亡、事业、社会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思考，从而做出更合理的人生规划，“名为谈死，实为论生”。
课程
内容包括写遗书、参观殡仪馆
去年11月，山东大学数十名学生到济南市莲花山殡仪馆，参观包括遗体告别、火化、骨灰寄存在内的整个殡葬流程。
带队老师王云岭告诉记者，2006年他便开设了《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的课程，目的是缓解医学生对解剖课的恐惧。直到2014年，这门课被制作成视频在慕课等学习平台正式上线，并成为第一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之一。
“我离死亡应该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听了老师的讲课，我将会更加珍惜生命”、“出于想要克服对死亡的恐惧选修这门课，但上完课后收获比预料的要多得多”。很多学生在慕课的交流区留下这样的话。
早在2000年，广州大学就开设了我国大陆地区第一门死亡教育课程《生死学》。除了生与死的本质概念，包括器官移植、临终关怀、自杀等话题也被纳入课程中。2009年，基于9年的教学经验，创设这门课的胡宜安教授编著了大陆地区唯一生死学教材——《现代生死学导论》，成为不少高校开展生死学课程的教材之一。
北京大学2017年开设《死亡的社会学思考》，主讲老师陆杰华教授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谈道，西方的死亡社会学一共关注三个议题：死亡、临终和丧亲，基本涵盖了人在生命周期中与死亡能够发生的不同关系。
此外，协和医学院、广东药学院等部分高校近年来也陆续开设了类似课程，写遗书、立遗嘱、写墓志铭、生命卷轴复写、参观墓地殡仪馆、到安宁疗护病房做义工等生命教育的形式也逐步进入到教学实践当中。
授课
学生选修生死教育课要抽签
王云岭的死亡教育课在学校很受欢迎，一个班120个名额，抽签才能选到。因为学生选课呼声高，去年他又增设了一个班。以公开课的形式在三个高校课程平台上线的这门课，每学期报名人数总和超过两万人。
而胡宜安的《生死学》入选2018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也被同学们称为“网红课”。
“因为要带学生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安宁病房等地参观，每学期上课人数都尽量控制在70人左右。”陆杰华说，或许因为内容特殊，上课时同学们都能聚精会神。而作为一门考查课，其效果评定主要靠读书报告和项目文本设计完成。“有些同学会在课下提出不同的看法，讲述他们曾经或正在面临的死亡问题。其实很难通过一学期课程改变已有的生死观念。”陆杰华说，课程会从社会学角度讲解死亡的不平等、人濒死时社会关系的变动等，也会为学生讲解从抑郁到自杀的过程以及如何调节等问题。
由于大陆地区死亡课程较少，陆杰华告诉记者，备课选用的基本是国外相关教材。由于课程是以专题形式开展，还会邀请相关专家讲座，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选择这门课，他们在做项目设计时也会从各自领域寻找选题，例如法学院同学会探讨安乐死的法律制度环境等。
问题
理论多实践少，开展不够规范
王云岭介绍，当前死亡教育课程存在理论过多，实践体验过少的问题。“理性认识可能会被束之高阁，因此要形成更深刻的体验，需要从感性上有所认识。”王云岭说，受体制和课时等方面的限制，目前课外实践只进行了参观殡仪馆的活动，由学生们自愿报名。
陆军军医大学护理学院教授罗羽在去年发表的论文《国内外死亡教育发展现状分析与展望》中指出，目前中国内地已开设死亡教育课程的高校不足20所，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死亡教育课程在中国内地的开展也不够全面和规范。
针对国内死亡教育的现状，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顾晋认为，与欧美、日本等国家成熟系统的死亡教育相比较，中国的死亡教育理论和实践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教育内容、教学方式及模式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 释疑
1 死，并非经历越多越看透
“10后小朋友谈死亡教育”的视频下有网友留言：“大人是通过时间和事情的积累，才可以漠视或者看透死亡，小孩子心性单纯，内心当中没有经验来解读死亡。”对此，王云岭认为，人们对死亡的看法确实受阅历影响，但不同的经历带来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2017年，上海市某医学院校就“死亡教育的需求”对1485名医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接触临终患者、经历他人死亡事件和参加葬礼的经历越多，对死亡教育的需求程度越高；此前，媒体对广州大学选修《死亡教育》课程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选择死亡教育的学生中，有过自杀念头或有过失去亲人经历的占多数。
王云岭介绍，需要通过正面的死亡教育，告诉学生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能体验生命的美好。
2 孩子接触死亡并不可怕
“小孩子不该过早接触这些！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时候监护人也要起到引导的作用。会不会有悲观情绪影响心理健康”同样是一段来自网友的质疑。
对于这一问题，王云岭告诉记者，学界早有定论，死亡教育不应该有年龄界限，但不同年龄进行死亡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又当有所区别。“从国外经验来看，幼儿园进行死亡教育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王云岭说，死亡教育并非盲目的死亡宣传，对孩子的教育可以使用具有比喻暗示意义的材料，例如《一片叶子落下来》、《爷爷变成了幽灵》等优秀图书绘本作为工具，而非直接去殡仪馆看遗体，导致孩子无法分清现实与想象。
3 死亡教育并非美化死亡
“死亡教育的目的不是美化死亡，不是教人怎么死亡，而是教人珍惜生命。”面对这一质疑，王云岭说，“课程‘名为谈死，实为论生’，是以生死学为取向的生命教育。”
王云岭说，要客观地认识死亡，“认识到生命的停止就像生命诞生一样，是一个自然事件。”以此唤起人们的死亡意识，认识到死亡是生命的必要组成部分。
“但一般人理解的死常常指的是别人的死亡，而非自己的死亡，认为即使会发生，也在遥远的未来。”王云岭说，事实是，每个人的死亡都不可控，要让人们认识到，死亡并不是病人和老年人的专利。
王云岭说，普及“死亡教育”更大的意义在于让学生对死亡、事业、社会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思考，从而做出更合理的人生规划。
■ 声音
优死同样是一种权利
今年两会上，顾晋提出全民开展死亡教育。他认为，死亡教育是培养和提升人们应对及处理死亡事件的能力，中国的死亡教育处于探索初期，基于尊重生命理念开展死亡教育尤为必要。
“优生是一种权利，优死同样是一种权利。”顾晋称，我国平均每分钟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4人因癌症死亡。临终三个月过度治疗，病人受苦，最终人财两空。为了避免悲剧重演，应通过死亡教育，为肿瘤终末期患者提供更多人文关怀、心理护理等服务，帮助人们树立科学正确的生死观。（记者 马瑾倩）